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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与文明复兴

作者: 时间:2017-05-18 点击数:

大学教育与文明复兴

文/汉陵

引言

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么样建设国家,决定了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怎么样建设大学。大学建设得好不好,则直接反映了国家建设得好不好。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书院”,还是西方古典的“学园”,都可谓原初意义的“大学”,至今其高深而神圣的形象仍活在人们的想象中,甚至不乏有志之士从事重建工作。但这只不过益发说明,当今大学业已在根本上与过去发生断裂,就其性质而言,乃是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作为新型高等教育的大学教育,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又可服务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目标,故而其发展得到国家建制性权力的有意支持,反过来亦可促进经济社会的建设。这一逻辑蕴含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发展的基本过程之中。从中亦可看出,中国大学发展的小逻辑隶属于中国国家建设的大逻辑。

 

关键在于,包括医疗、住房、教育所谓“新三座大山”在内的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变革,都是在国家政治权力主导下进行的。其成败得失,势必要由“政治”负责,也势必关系到对于“政治”的评价。在后发国家的赶超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看到“政治”所具有的主导意义,以及“政治”必然因此承受的重负。

 

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么样建设国家,决定了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怎么样建设大学。大学建设得好不好,则直接反映了国家建设得好不好。

 

 

发展主义与市场主义

 

在改革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容易引发“改革已死”的批评和叹息,相应地又会引起“改革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克服”的回应。但改革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的,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弊端在何处,这些本身都是需要厘清的问题。

 

由于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重心,改革与发展自然容易滑入广受批评的“GDP中心主义”,这在1990年代以来尤为明显。不过,GDP中心主义仅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路线的狭隘表现形式。倘若考虑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以及建国后长期处于险恶的国际形势中,不难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方略生发理解与同情。以强国为目的的发展主义路线乃是国家命运导致的必然选择,况且“发展”本身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方面,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产生新的意义。

 

正是由于在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之时,整个大学教育制度并未发生相应的变革,事实上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于是才有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颇显激进的大学扩招。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实际意义,首先就在于为经济建设提供紧缺的人力资源。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跨越式发展,进入“大众化教育”的发展阶段。至2009年,中国已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虽然“大学扩招”本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主导的“教育产业化”发展方略则备受争议。它不仅是以经济主义、更是以市场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教育问题,把大学变成公司,把大学教育推向商品市场。由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徘徊在2.5%上下,远远赶不上大学扩招的速度,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经费不足问题。增高的学费无疑是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对很多贫困生而言,学费无疑是个问题。不过即便在此方面,中国大学也无法与美国大学的高学费相提并论,并且中国还有一套“助学贷款”机制,大大缓解了这一问题。

 

“教育产业化”真正的严重后果,乃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甚至出现性质上的异化。GDP中心主义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倾向,深刻影响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就像“县际竞争”与“省际竞争”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与低质量增长一样,“校际竞争”也导致高校盲目追求学生数量的增加与学校规模的扩张,迫切渴求学生就业率的提升与教师科研成绩的高涨,希望以飞快的速度把自己建设成省级、国家级、世界级的“一流”大学。同时,在一切似乎皆可量化的大学里,人际关系特别是学校与学生、学校与老师、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市场化、商品化。更为可悲的是,在职业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导向下,大学变得越来越像是“就业培训中心”一类的东西,其背后突出的问题尤为重要。

 

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

 

就国家建设而言,在经济发展、国力壮大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于是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成为摆在眼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大学建设而言,如何做到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文明传承,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建国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化建设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建设、特别是百废待兴局面下的经济建设提供所需人才。苏式大学教育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大学为国家基础工程建设培养了机械、建筑、交通等领域所需要的无数工程师,而没有这些基础工程建设,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经济成就。但也正是苏式专业化教育,使中国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市场经济促生的职业技术主义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下,大学教育专业化的倾向越发严重了。

 

无疑,短期内这种情况不可能得到逆转。一方面,这是由国家建设所处阶段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仍需要大量专业性人才;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之后,大学生人口基数不断膨胀,不容对大学教育怀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上大学习得某种专业知识或一技之长,以此进入职业市场谋得一份生计,仍是当前中国大学生所考虑的第一要务。

 

不过,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现在是合理的未必将来仍是合理的。首先,大学生毕业后多数固然总是要谋求一种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教育的专业化不可以有所松动。现在的问题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大量技术工人本可通过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来培养,但在普通大学、特别是其兴办的“独立学院”的挤压下,新高职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此外,与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相比,高职学校以及一般技术性大学的收费往往更为昂贵,这也不利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的薄弱,反过来也制约了普通高校对教育模式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逐渐升级,国家建设将产生更为多元化、层级更高的人才需求。事实上,国家一直都在强调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那些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并且能够超越专业拘囿、对现代社会与人本身拥有全面知识与恰切理解的人才,才能够成为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推动力,才能够担当合格的管理者与领导者。在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大学教育必须把培养一个人的健全心智与卓越人格放在更具根本性的地位。而这一重任,主要是通过方兴未艾、仍在探索中的通识教育来实现。

 

实际上,与“专门教育”或“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不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主要强调的就是“通识”之“通”所具有的“普遍性”或“一般性”(generality),所以又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个人越是具有普遍智识,越能体现普遍人性,越可活出普遍意义,也就越自由,可称“通人”。

 

通识教育的试验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些较为专门化的理工院校强调学生学习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老一辈的科学家中也有不少人呼吁“科技”与“人文”一个都不能少。但对理工科学生而言,修习人文学科顶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同样,虽然今天强调文科生也要修习科学知识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其功效若达致使文科生避免“科学盲”之讥庶几足矣。在这个学科高度分化,隔行如隔山的时代,要想彻底打破理工医农与人文社会各大类学科的隔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不过,无论是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还是教育学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各类学科内部的专业细分却是越少越好,这将通过高校未来必然在谨慎探索中陆续出台的“大类招生”政策来实现。

 

近年来,不少全国性著名高校、甚至一些地方性院校都在进行通识教育改革,但并无一套通用的方案。有的比较激进,试图在大学四年内彻底打破专业院系的划分,但其具体实施以及成效如何尚待观察;有的比较保守乃至有些投巧,仅仅在原先公共选修课的基础上建设通识教育课程,显得有名无实。较为稳健的改革方略,或许应当是在既有院系分科的基础上调动全校各方面资源、特别是第一流的师资来进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并逐渐取代原先的公共选修课,若有可能取得与专业课同等的地位则更佳。至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计,就见仁见智了。其实我们往往看不到,“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政治教育课)才是中国大学实施最久、投入最多的通识课,但其课程建设大多已显得陈旧落后,其教学效果也多有负所望。这一方面当然与师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转型时期政党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及其导致的认同危机有关。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局势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政治经济学是剖析世界运行最有效的工具。由真正有学识的老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能够大大深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之,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固然值得提倡,但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只能在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的现实基础上进行,这注定了通识教育改革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既有的院系体制、专业划分、庞大学生基数、学生培养机制、师资水平、教师聘任制度、职称评定标准,等等,都是改革路上可见的困难,更不用说大学里虽然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了。当然,最大的困难在于,就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条自我革新与创造之路一样,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也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径可依循,只能在不断摸索中前进。不过,通识教育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却是无疑,那就是塑造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的精英。

 

精英再造与文明复兴

 

中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之后,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以及未来三十年所面临的更重大任务,乃是进行政治与文化的建设。中国的大学教育在经过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变迁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就是如何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重新塑造能够担当并实现大国复兴的精英群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但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才能培养能够担负“伟大复兴”之使命的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必须深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乃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因此,这样的教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就是要塑造对于“文明复兴”的主体自觉、坚定信念以及为此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使命感与践行力。这样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就是真正的“精英”,是整个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先进代表。鉴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25%,在未来这个数字还会攀升,“精英”的内涵当然不是偏重于“物以稀为贵”,而是着眼于精粹、优秀的品质,把“六亿神州尽舜尧”对人民品格普遍升华的期许在大学教育的层面落到实处。

 

大学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必须扎根于中华文明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族主义。首先,通识教育最基本的任务,除了培养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之外,还要培养对于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理解。事实上,恰恰通过对于其他文明的全面深入理解,并与中华文明进行比较,才愈发能培养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这是因为,通过比较能够发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一种充分体现普遍人性、在社会组织和建设方面有诸多伟大成就的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越深入,越能产生钱穆所谓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也就越能生发承担文明复兴之伟业的自我期许,从而在时代的洪流中葆有信念,奋发有为,遥相呼应,共襄盛举。

 

有鉴于此,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初步的界定。中华文明至少包括两个传统:一个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古典文明传统,另一个是新中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二者特别是后者乃是现代中国立足的文明基石。但总的来讲,二者均属广义的社会主义传统,虽历经波折,但并未隐退。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中华文明有这样的殷切期待:“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在梁启超的时代带给世界动荡和苦难的资本主义,几度春秋,终不能摆脱其痼疾。历史远未终结,人类还需要探索新的社会制度,而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光大,或许会给世界带来新的曙光。转载自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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